郭守先的文学批评

牛学智

2015年8月，青海海东有个文学创作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此会规模甚大，印象中，外地的好些个名家大咖都来了。当然于我而言，许多人我只是闻其名，究竟盛名之下有什么大作，着实不甚了解。郭守先是那次研讨会被研讨的对象之一，而且是惟一一个文学批评家。虽然他的文本早发给我阅读了，可到现场我才知道，其他被研讨对象均是各文体的创作者，更换研讨对象显然来不及，只能硬着头皮上。那个时候我细读过他的《士人脉象》（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及其他零散发表的批评文章，便不揣冒昧，得出了以下结论。

郭守先是典型启蒙现代性批评话语体系：1.清晰地勾勒了作为地域的青海人文现状。概括说，重传统而轻现代文化，重审美而轻现代性思想，重历史钩沉而轻当下人的处境。2.深入地分析了文化传统主义产生的语境原因。有青海前文本的因袭，也有历史惯性，亦有文学传统因素。但表露出来的结果一再证明，普遍面临个体精神张扬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当遭遇今天城镇化的现实后，无力向前走，反而倾向于回到“回不去”的过去神秘文化的趋势。这一点，在西部尤其突出，向后找归宿，大家便找到了孔子、老子、庄子，甚至找到了封建迷信和少数民族秘籍文化，聊以自慰。3.精准地提出了在西北重建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意义。具体表现在，农耕文化的惯性还很重，现代城市文化还很不发达，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程度还很不高。这里面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或者“人畜合一”等思想，其实是泰勒和布留尔在人类民俗学中提出的主客体“互渗律”，而不是自觉反抗僵化、一元、中心威权的自觉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自觉。

经过这样一番总体性论述，郭守先的文学批评，实则变成了文化批评。又由于他的视野一直在普遍的社会现实层面，所以他的批评最终接近了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思想论述的路径，而不是具体学科规定性的专业技术例行作业。在多数西北批评还停留在乡土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和少数民族知识的转译与誊写之时，或还停留在以个人修行的名义换取普遍性信仰、替代价值错位而来的古代社会具体道德伦理文化的时候，郭守先的眼光已经盯在了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如何自觉的高度，这不啻为西北文学批评界的一道耀眼光芒。

上面所引文字是当时发言稿中的一段。后来，发言稿加题目为《文化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关于青年批评家郭守先的文学批评》，发表在2015 年9 月14日《文艺报》。

八年过去，郭守先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变化的证据就是这部《超我光焰》。要说清楚郭守先的变化，自然会勾连起他前面的批评实践，只能通过一些对比来说明。然而经过粗略对比，反而弄得我有点纠结。一是他论评的对象我完全不熟悉，甚至也没怎么听说过。二是他似乎基本放弃了前面的社会文化现实诊断，究竟是觉得没必要，还是论评对象文本中没有充分信息，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他的新批评著作倾向于就文本解决文本。三是在解读文本本身问题上，自然而然，他比较信奉“文本细读”，大有“文本之外”无物的架势。

郭守先的这些变化，或许有他具体的原因，也或许来自大的批评环境。深入分析下去，说不定对了解边缘批评的普遍生存状态不无好处。但这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既然他做出了如此明确的调整，实际上再进一步转述他具体研究了谁、怎么研究的，以及研究得怎么样，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既然这部新著的底子仍然是文化现代性的，而且按照他已经说出来的和想要说却没有说出来的判断，文化现代性批评在他那里，其实已经暴露出了怎么完成自己的问题。这一点亦是我的困惑，未必不是他需要反思的，尽管他的信心和激情，好像暂时捂住了这些问题。

那次研讨会上，之所以以文化现代性批评来解释郭守先批评的独异之处，说心里话，与我心里所向往的一种批评有一定关系。他的多数批评文章，无论视角、眼光，还是对西北社会普遍性文化现实的判断、思考，都与我有太多暗合。这原因不难解释，我与他都偏居西北一隅，常有被遗弃的心理阴影，总抱着虔诚学习的态度仰视文坛中心的批评动静。突然有一天，当来自“中心”的眼睛，给我们整天混迹其中的某些我们认为不那么触动心灵的“审美”，几乎无保留地赐予诗意、温情、恬静、安逸的颂扬时，我们自然会条件反射般地给予抨击。这既是自然朴素的基层生活经验使然，又何尝不是我们共同阅读的现代性理论文本发酵、延伸的结果？总之，时空之差或者说时空错位，让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了批评价值取向上的断裂。正如反着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所得出的那样：常在山中走，焉能不识山，同样是原始朴素道理。我们不相信我们无数次用脚板和心灵检验过的结论，比他们“远观”“亵玩”“到此一游”来的观感还肤浅。于是，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性空气的稀薄，体验到了文学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掉链”，以及为什么非得折返往回走的原因。

然而，快意恩仇乃至快刀斩乱麻，所造成的情绪宣泄和道德亢奋，稍有不慎，会葬送文化现代性批评应有的理性能量，进而推到“超我”境地，那就走向了文化现代性的反面。

不能不说，这是文化现代性批评最艰难的一个坎儿。能不能迈过这个坎，一定程度取决于批评家的文化自觉。

通篇浏览《超我光焰》书稿，诚如郭守先在后记中特意告知于读者的那样，他要用“超我”这束“光焰”，来温暖“本我”、照亮“自我”。

这里笔者不妨做一次探源式的说明：“超我”是二十世纪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心理学著述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形态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状态，“本我”受本能、潜意识、快乐原则支配，凸显的是原始人格；“自我”受逻辑、理性、社会教育影响，表现的是现实人格；而“超我”受完美、至善、道德原则牵引，彰显的是理想人格。作家的作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作家的精神自传、是作家现实生活的倒影，批评者只要肯下功夫，就会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探察到作家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因之文学批评中有一支重要的流派，就叫精神分析批评。虽然笔者并不致力于精神分析批评，但批评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要对作者“本我”“自我”在作品中流露的“局限”“丑陋”进行疏导和弹压，对作者在作品中抒写的“崇高”和“完美”进行弘扬，笔者把创作和批评中具有文明引领意义的价值，即“超我”的理性人格，形象地称为“火焰”，尽管这“火焰”十分微弱，但笔者相信它会温暖“本我”、照亮“自我”，于是笔者毫不犹豫地将这本文艺评论集命名为《超我光焰》。

“后记”里的这一段文字，可视为郭守先转变后的批评观，既详细解释了他转变的根据，又表明了他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目的。我对他有如此雄心、如此魄力，一点儿都不怀疑。非但如此，我正需投去最郑重的敬意。其一，为着他的毅然决然；其二，为着他的披荆斩棘；其三，为着他的激情澎湃；其四，为着他勇于比拳量力的学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或者我的困惑在于，“超我”是否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我未曾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下过功夫，不知弗洛伊德氏的心理分析学说转化到文学批评，究竟需要怎样的根据。但就郭守先认真研究探讨过的作家和文本看，本质上，他们（它们）非但不很适合心理分析，而且基本上在现实主义范畴之内。换句话说，他们（它们）更像是亦步亦趋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起伏的诸种个体化故事讲述。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就终端诉求而言，可不可以说，他们（它们）的努力，是不是可以化约为对完善的现代社会机制的叙事，至少是来自不同层面的对不尽完善现代社会机制的投射。这一判断如果成立，则显然，问题的根源应该不主要在传统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乃至崇高与卑劣、完美与缺陷上。即是说，它不是一个单靠个人话语、个人故事，能抵挡得过去的事。倘若“超我”，仅指超越本我、自我后的一种个人理想和感知性构想。那么，要获得超强说服力，话语组织及价值结构，必然需要做出一番内在的调整，才能暗合符节。否则，这等批评，正如我们的批评史已经书写过的那样，诚如人道理想主义批评在解释这类新生问题时的捉襟见肘，我们并不陌生。

不妨举两个小例略加说明。一个是特里·伊格尔顿的例子，另一个是约瑟夫·诺思的例子。

出版过名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特里·伊格尔顿，新近有一本叫《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唐建清翻译）的著作被翻译进来。作者把艾略特、查理兹、燕卜逊、利维斯和威廉斯，称之为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原因是其批评不再是单纯为文学服务乃至始终依附于文学创作的模样。一是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当今文学，主要是文学语言，已经代表了对商业化、功利主义文明中生活和语言贫瘠的一种反应，这种文明日益受到电影、广播、大众报刊、广告和通俗小说的影响；二是即使是革传统文学命的现代主义，也感到自己面临着语言资源的急剧枯竭。伊格尔顿声称，重新界定的文学批评，是诊断这些社会弊病的一种方式，它的任务是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运作原理，这种话语形式将语言从一个粗俗的技术社会所利用的纯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来。被解放出来后，“语言、人、价值观和关系本身都将被视为目的”。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起于文学而绝不止于文学的思想言说，它是一种综合视野和跨学科知识的产物。

比伊格尔顿早两年，约瑟夫•诺思也出版了一本《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德旭译）。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国内有谁专门谈论过该书。打破“范式”，是该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之处。在诺思看来，每当一种批评思想耗尽之时，必然要有人站出来颠覆那种让人倍感无力的知识惯性，真正的批评才得以露出头角。令人气闷又不能一下子找出原因的那个生产机制，便是范式。而当代最突出的范式，便是大同小异的文学史知识印证法，诺思称之为历史主义/ 语境主义批评，即把批评当作生产知识的手段的研究。

以上两位理论家或学者的新观点，无疑都建立在对既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熟知基础上，也可以笼统地说是对既有西方“现代性批评”陷于危机的一次不约而同诊断。前者指出病根在整体性上，即源于普遍性社会弊病，反映到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便是语言的枯竭和叙事模式的不得不往复循环；后者在指出集体误入“范式”的同时，明确提出应该重视燕卜逊所创建的文本细读式现代批评。燕卜逊的文本细读之所以是现代批评的典范，是因为燕卜逊的文本细读是为了从读者反映的角度，体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细微意识，从而有利于从话语结构的组织形态中把握现代意识的生长和发展趋势。

由此反观中国当前文学批评的整体状况，许多现象都会找到原因。最突出的，比如明明是一则长篇小说书评，为什么要写成旁征博引的“史学化”论文的现象；明明是个人潜意识化事无巨细的图解，为什么还总要代表“中国经验”“中国当代”才倍感放心的现象。说到底，不就是现代性批评的既有模式被耗尽的一种枯竭表征吗？关于这一点，是不是受伊格尔顿和诺思致力于批判的那部分西方批评理论观点的影响，未经过实证分析对比不好说。但从暴露出来的结果看，此批评风气绕开现代批评，进而与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撇清关系，绝尘而去，专注于所谓文学知识的独立经营，却是殊路同归。“史学化”而看不到普遍社会弊病，“史学化”话语反而成了为弊病赋形的渊薮；“文本细读”却不重视社会集体无意识萌动，本来实证的“文本细读”方法反而成了使现代性消散的虚无主义武器。

如若不信，可以认真读读“新”字打头的一系列论述，也可以研究研究一系列打着为当代史立传的学术论文。

以上现象也许反映的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文学理论及其意识形态现象，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复杂旋涡中，表明现代性批评正在遭遇围剿，应该是诸多现象中的重要一环，我想郭守先恐怕是早意识到了的吧。

举以上两例，不为别的，旨在说明，“超我”肯定是现代性批评的基本品质和基础条件。有了这种意识，批评可以获得表达的自由。但仅有这种意识还远远不够，因为自觉的现代性批评，看到的是机制完善的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体系。即是说，“超我”所得经验，必须产生自普遍社会共情，它还需要其他旁证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否则，现代性批评在进入它的新阶段—“后革命”“后启蒙”语境后，就会缺少根据。

其实这一点，仅就《超我光焰》来看，郭守先时不时难掩激越、时不时难掩凌厉的话语，在阅读体验的痛快之外、在感同身受的淋漓之外，的确少了如许沉实和平静。这虽不能妄下定语说空洞，起码表明它在用话语掩饰实体。如果没有必要约束，单纯知识分子个体的话语生产，一夜之间就可以推到极致，但有什么用呢？这对一个致力于扭住一个重要关键问题不放的批评家来说，并非多么乐观的事。更何况，据我所知，郭守先是一个有着比别人更丰富扎实基层社会文化经验的学者，这对转型升级现代性批评不可小觑。或者说，正因有这一独特经历，像燕卜逊所做的那样，去掉“超我”，让文本细读变得更加世俗化才是。可是，《超我火焰》却没有。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基于此，关于现代性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同道者，我愿寄望于郭守先的下一个目标。这将是郭守先与当前多数所谓一线批评家在思想上，真正区别开来的地方。因为《超我火焰》，已经充分表露了真正的区别，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品质。它呼唤现代性，不遗余力；它张扬人的尊严，不讲借口；它弃假从真、弃恶扬善，从不含糊。唯一缺憾是，缺少点深一步追究怎么坐实真、善、美居于文化中心而不致被假、丑、恶嘲弄，缺乏深一层提升尊严、良知、人格成为一系列结构体系的枢纽而不被轻而易举颠倒的共情照射。

在具体批评中完成这些东西自然很难，而且这个难度，我许多时候甚至不敢妄想。可是，郭守先的批评实践却自然而然指向了这个难度，这实在又让我心存了些许期待和期盼。这导致我似乎必然要假大空地饶舌一番，想必郭君守先能够谅解于万一。

作为“他序”，这则小文实在不及格，因为我没有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序言那样，对该著做充分的然而又是提纲挈领的介绍和定位，亦未曾对郭守先的批评成就进行一番表彰和颂扬。一则我没有这个定位的话语权，刻意的饶舌徒增笑耳；二则郭守先大概也不缺少我这个水平的廉价表扬，弄不好也是贻笑大方。想来想去，既然被郭守先目为同道中人，为不辜负郭君之信任，真诚地聊聊我们共同面对的困难，想来不会被郭君及其追随者误解吧！即使我无力把意思表达得更方巧一点，把话说得更圆润一些。可是，我已经表达出来的，无不是我内心所想，这一点，郭君及其追随者应该能体会得到。

浅陋之至，仅供参考，愿与郭君共勉。

2024.3.16-17草于银川

【作者简介】

牛学智，1973年生于宁夏西吉，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 部理论著作，其中有2 部著作2次入选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丛书”，1 部著作1次入选作家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6项；主编《宁夏文化发展报告（宁夏文化蓝皮书）》及《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6部；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