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武当山自古就是中国道教圣地。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变革、思想激荡，面对社会剧烈转型的现实，一些信奉自然哲学，相信无所不能，主张包容万物、清静无为，追求长生不老的隐逸之士，辗转流徙来到武当山的幽谷岩穴之中，修身炼性，讲论哲理，由此孕育了武当道教的雏形，也奠定了武当道教流布四方、促成中国本土宗教诞生、成长的基础。

两汉时期，高士隐居武当修道史不绝书。汉末，张道陵祖师正式创立道教，武当山的高道大德凭借其临近祖源的先天优势，得以较早承接哲思、服膺大道，同时借助武当山雄峙中州、控扼汉上、沟通四域的地理禀赋，促进道教向四方散播，武当山由是成为哺育中国早期道教的襁褓和蕃衍道脉的纽带。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官员脱离仕籍入武当山修道屡见不鲜，常年在武当山学道者达数百人。

唐贞观年间，太宗命武当节度使至山祈雨，随后颁旨敕建五龙祠，使得武当山道教与皇权深度结姻，并在后者的护持下一步步走向繁荣，武当山也成为道教著名福地。

五代以迄元末近500年间，武当道教继续得到皇权的荫庇和信众的尊崇，大量宫观得以鼎建并成为“国家祈福之地”，所祀尊神地位也随之提高。期间更有陈抟等堪称中国道教巨擘泰斗级人物来武当修行，为中国本土宗教的辉煌和武当道教的赓续贡献不菲。

明朝定鼎，武当山道教地位本已崇隆。成祖朱棣“靖难”成功成为九五之尊后，不仅把北方之神真武崇祀为最显赫的尊神以“答谢神贶”，更以举国之力在武当山大建真武道场，让其永镇中州以致睥睨天下，护佑皇图永固。此后直至明亡的240余年间，武当山一直是宇内最大的真武道场和皇室家庙，历代礼祀不绝，武当山道教遂被推向顶峰。

有清一代，武当道教虽不能与明代比肩，但余绪犹存。武当山依然成为四方信士的朝拜圣地。

斗转星移，物华交泰。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翻开崭新一页，党和政府除旧布新，制定并厉行新的宗教政策。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中国步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全民小康的发展快车道，武当山道教也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依法管理宗教的各项措施日趋完善;道教组织逐步健全，全体道众团结一心，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自觉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自主办教，携手世俗群众，共同倾心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武当山道教在自身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其社会和业界地位日益提高。与之相表里，武当山的知名度、美誉度、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

近3000年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山道教承应天命，适应社会，服务信众，虽然在弘道过程中兴盛与衰微相继，辉煌与挫折并存，但总的说来，一如江汉朝宗，恰似金顶烛照，绵绵不绝，薪火赓续。这是文明进步规律的体现，又是真武祖师护佑的结果;既是历代高道心力浇灌的结晶，也是芸芸信众竭诚供奉的必然。

志者，记也。武当山的道业绵延数千年，应当也已然成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象。宋元以降，方志逐渐繁荣，武当山志也应运而生。历代编修武当山志书者不乏其人，既有高道，也有地方官，特别是还有提调内官主持修志。从元朝道人刘道明的《武当福地总真集》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共编纂成《武当山志》20余部。这些志书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综合志书，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武当道教志--旧的《武当山志》主要对武当山山川形胜、道教建筑、地域特产、道教人物、道务法事、稗史掌故予以记载，但失于简略或流于虚妄。新山志内容有所拓展，增加了行政管理、民情风俗、产业经营、对外交流等事类，但受编修主旨、行文理念、编修手段、篇幅容量所限，记载道教内容较少，难以展示武当山道教丰厚内涵和鲜明特色，因而终难成为人们全面系统了解武当山道教的权威文献。

盛事存史，盛世修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的新的历史时期，武当山道教绍述前徽，大兴可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编纂一部内容完整、资料翔实、体例精当、特色突出的《武当山道教志》，弥补以往山志的缺失，给后人留下武当山道教信史，给同道留下振兴道业的镜鉴，成为武当山道协同仁的共识。2012年5月， 我与本山道协同道刘文国、杨国英，会同十堰市政协杨立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杨华山、张泉晓，丹江口市民族宗教局周作奎等，在武当山紫霄宫召开第一次武当山道教志编纂工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武当山道教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初步拟定了志书篇目和体例规范，商定了各篇章撰稿人。武当山道教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武当山道教志》在编纂原则上，坚持求真唯实，力求与时俱进，遵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内容上，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再现武当山道教孕育、诞生、发展、传承的曲折历程，记录武当山道教宫观建设与管理的流转演变，反映武当山历代高道大德、黄冠羽士的修持生活，描画武当山道教科仪、法器、供物、武术、音乐、医药的富丽姿态，展示武当山朝山进香习俗以及周边地区社情民风的人文底蕴，同时准确摹写武当山道教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武当山的自然景观;在体例、结构上既有所继承，又致力创新，兼容并包，择善而从，既保持山川志的特色，更彰显宗教志的表征。

《武当山道教志》从启动编纂到基本定稿，历时5年多。期间，武当山道协5次召开会议讨论编纂工作，想方设法排解困难，集思广益修订稿件。聘请的各位编辑同仁，来自不同岗位，从事不同职业，大多公务繁忙，有的年事已高。他们怀着共同的心愿，把编纂高质量的《武当山道教志》作为神圣使命与崇高责任，耐心细致查阅档案，不厌劳顿调查采访:多方考证甄别资料，去粗取精决定取舍;煞费苦心进行编排，字斟句酌行文炼句;反复修订，数易其稿。正是他们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才使得志稿终于付梓。编修的过程中，李庆楠、谭大江、张华鹏、邢书道先生先后仙逝。全体编辑为《武当山道教志》付出的辛劳与贡献也将随着志书面世而载之史册，垂范后世。

《武当山道教志》编纂成书，得到湖北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湖北省道教协会、汉江师范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十堰市民族宗教局、十堰市地方志办、武当山地方志办、武当山文物宗教局、丹江口市民族宗教局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喻斌、陈明安、周进芳、李诗咏、

温明、万剑芳、姚峰、张悦生、张家锐先生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这些单位和个人的奉献也将附丽于《武当山道教志》，昭告当今并传之久远。武当山道教协会、道教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管委会负责人以及各宫观道众满腔热情、全力以赴为志书编篡提供各种服务，有力支持了《武当山道教志》如期编纂完成，虽属职责所系，也是无量功德，理应得到礼敬与铭记。

弘道是我辈同仁的事业，修志的首要目的也是为了弘道，因而也是我等应当倾心尽力做好的事业。然而，世间万事草创为难，《武当山道教志》属于首修，无榜样可资借鉴，缺圭臬引领创新。加上众手成书，各位编纂者的理念、识见等难免互歧，难以协调一致。又由于时间仓促，所记对象--武当山道教本身源流绵长、博大精深，当今对其梳理与研究都还不够。这些原因使得《武当山道教志》在资料占有、体例规范、体裁结构、表述方法、笔意辞采等方面都有欠缺，希冀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

道脉不绝，学无止境。弘道和修志都需要在继承中弘扬，弘扬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志书是“和亲康乐之书”，也是前后承继之书。首修的《武当山道教志》自然会成为搞矢，为未来同类志书的接续编篡发出先声。希望也相信将来有同道蹑其前踪而发扬光大，编纂出更加完善的新志书。

古人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志书的功能除了“存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治”、“教化”。世人特别是后人观志书就好像面对镜鉴，由此作对比、明得失、辩是非、知荣辱、寻启示、求进取，从而完善治理，推进事业。我们今天的修志之举，正是对太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教导的践行，旨在为同道提供振兴道业、利国济民的镜鉴。真切希望《武当山道教志》对于今后武当山乃至全国、全球道教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应有的启迪和推动作用。果然如此，方不负我们的初心，实在善莫大焉。

是为序。

李光富

2021年10月